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隨著生物技術飛速發展、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安全與發展、技術與倫理、生物安全要素與其他安全要素不斷交織疊加，且新發突發傳染病等挑戰持續存在，對人類健康、經濟和社會造成重大威脅。生物安全治理的復雜性和緊迫性日益凸顯，加速推動生物安全治理現代化成為我國面臨的重大命題，也是當下深刻把握國家安全觀的具體要求。智庫在解決復雜決策問題上具有獨特優勢。美國生物安全發展以高度的戰略性和規劃性為突出特點，民間智庫在美國生物安全體系構建過程中起了重要支撐作用。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起步較早，發展較為成熟，研究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對于理解美國生物安全政策的起源、脈絡和主流觀點，以及構建我國特色生物安全智庫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和借鑒意義。
美國主要民間生物安全智庫
美國典型的生物安全決策咨詢機構包括體制內決策咨詢機構、民間智庫、具有行業協會和論壇性質的“準智庫”3類。其中，民間生物安全智庫根植于美國傳統智庫發展經驗，其運作機制較為成熟、完善，議題設置方面自由度較高，在生物安全理論產出和傳播方面較為活躍。此外，它們與美國政府關系密切，一些智庫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較強的影響力。
降低核威脅倡議組織
“降低核威脅倡議”（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NTI）組織于2001年成立，總部在華盛頓。NTI的創辦人、領導人、董事、顧問由原政府高級官員、社會活動家、學家、企業家、國際戰略專家等構成。其資金來源主要為基金會資助，包括卡內基基金會、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等，還包括來自私人、公司和政府的捐贈。NTI主要涉足應對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威脅的國際治理體系研究，并通過智庫實踐活動推廣期國際倡議，為減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提供解決方案。根據NTI官網介紹，在生物領域，其主要研究包括應對災難性生物風險、加強生物安保和應對大流行疾病的準備、對全球衛生安全建立問責機制3個方向。
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
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Bipartisan Commission on Biodefense）前身為“生物防御藍帶研究小組”，成立于2014年，2019年9月17日正式更名為現有名稱，由前美國國會參議員Joe Lieberman和前州長、首任國土安全部部長Tom Ridge聯合創立。該委員會成員由美國前政府官員和專家組成。其資金來源一部分來自哈德遜研究所（The Hudson Institute）提供的固定財政支持；另一部分來自社會捐贈，包括巴伐利亞北歐公司（Bavarian Nordic）、開放慈善項目（Open Philanthropy Project）、西佳科家教場地技公司（SIGA Technologies Inc.）、緊急生物解決方案公司（Emergent BioSolutions Inc.）等，還接受過NTI等捐贈。該委員會游說的對象為美國政府和國會，對應美國聯邦的行政和立法機構。自成立以來，專注于美國生物安全戰略研究，對美國聯邦政府生物安全戰略的制定具有重大影響。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
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成立于1998年，由世界衛生組織（WHO）根除天花項目前項目主任D. A. Henderson創立，現任主任為Tom Inglesb。該中心主要由科學、醫學、公共衛生、法律、社會科學、經濟學和國家安全方面的專家學者構成，是學術型生物安全智庫。其資金來源主要來自基金會、政府、國際組織，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美國疾控中心、WHO、美國國家科學院（NAS）、NTI等。根據該機構網站介紹，該機構專注于5個領域：全球衛生安全；新發突發傳染病；醫療和公共衛生的準備與應對；蓄意的生物威脅；以及生命科學中的機遇和風險。
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
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CSR）創立于2017年。該委員會由一個名為“氣候與安全中心”的組織發展而來，因此氣候和生態安全是其長期深耕的領域。近年來，該委員會在生物安全領域的研究和活動也日益頻繁。該委員會由理事會、專家團隊、顧問和非常駐研究員組成，其資金來源包括基金會、政府、國際組織，并接受個人捐贈。此外，資金來源還包括外國政府機構，如加拿大國防部、挪威國防部等。一些捐贈者具有與戰略風險委員會相同領域背景，如伍德威爾氣候研究中心（Woodwell Climate Research Center）、美國環保協會（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等。目前，該委員會下設3個研究中心，分別為氣候和安全中心、珍妮·E·諾蘭戰略武器中心、匯聚風險研究實驗室。
其他
美國一些大學附屬的機構或組織也在生物安全領域開展了豐富的研究，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斯坦福大學的生物政策與社會領導倡議組織等。此外，一些綜合性智庫也頻繁發布生物安全領域的智庫報告和組織相關活動，如蘭德公司小樹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等。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研究領域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踐行“概念實驗室”路徑，大膽進行理論創新，形成體系化的研究布局——對內專注于美國自身生物防御能力構建，對外致力于國際生物安全治理秩序干預。這種穩定的智庫研究生態契合了美國生物安全戰略內外兼顧的布局——美國2022年發布了主要針對自身能力提升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及實施計劃》（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 and Implementation Plan），2024年發布了放眼全球的《2024美國政府全球衛生安全戰略》（U.S. Global Health Security Strategy 2024）。
美國生物防御能力構建
生物防御體系論證
該領域著重對美國生物防御的能力建設進行系統設計和規劃，以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和戰略風險委員會的工作為典型代表。2015年，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發布《國家生物防御藍圖：優化工作所需的領導和重大改革》（A National Blueprint for Biodefense: Leadership and Major Reform Needed to Optimize Efforts），呼吁美國制定綜合性的生物防御計劃，并提出了33項、46條具體建議。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引發了該委員會對美國生物安全體系的重新思考，于2024年發布更新版“藍圖”。在舊版建議的基礎上，新版重新提出了6大類、36項、185條行動建議，增加了對虛假信息的治理、下一代防護裝備的開發、室內病原體傳播控制等內容。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部分工作也涉及宏觀論證美國生物防御能力建設；與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不同，該智庫更側重于理論論證和方向性指引，當前披露的研究成果暫未涉及具體到立法和行政層面的實施計劃。
制定生物防御科技規劃
當前，生物醫藥領域的科技進步成為日益重要的決策議題[7]。辯證看待生物技術的風險和機遇，對于解決生物防御戰略系統性風險、構建綜合性生物防御能力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例如，美國戰略風險委員會在報告中指出，“美國當前戰略傾向于解決生物技術風險，而不是制定有效的戰略，利用生物技術抵御生物風險”。生物防御領域科技戰略論證是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的一個重點研究方向。2018年10月，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發表了《應對全球災難性生物風險的技術》（Technologies to Address Global Catastrophic Biological Risks）報告，總結了15種可用于解決未來生物威脅的關鍵技術，其中一些技術在新冠疫情中取得了研發的突破或者初步的應用，如無細胞診斷、微陣列貼片疫苗，以及便攜測序技術的MinION測序儀等。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主張實施生物安全領域的大科學計劃——“阿波羅生物防御計劃”（The Apollo Program for Biodefense），并推出系列研究報告。
美國生物防御預算改革及調整
美國聯邦政府生物防御預算相關研究可分為2個主題。管理機制研究。一些智庫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對生物防御預算缺乏統籌管理，為此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提出改革方案，要求加強對聯邦各部門生物防御支出的統一管理；戰略風險委員會在進行預算分析時，開發了基于公開數據的聯邦預算分析工具。經費投入研究。美國智庫呼吁美國加大在生物防御領域的投入：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呼吁實施的“阿波羅生物防御計劃”，提出每年投入100億美元開發關鍵生物防御技術；戰略風險委員會提出了“10+10 over 10”的方案，即在10年內（平均）每年投資100億美元，用于阻止和應對生物武器威脅，另外在10年內每年投資100億美元，用于全球衛生安全舉措。
其他專題研究
美國智庫針對國家生物防御漏洞開展了系列評估，涉及檢測診斷能力、農業生物防御、聯邦政府與地方合作等主題；同時，對易造成大流行的病原體風險開展學術性研判，為生物防御項目部署提供指導；此外，還涉及衛生系統整合、虛假信息治理、法案授權等相關研究。
生物安全治理國際倡議
大流行病起源調查機制
目前，針對國際生物事件調查有2種機制廣受關注：《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核查機制和聯合國秘書長調查機制。其中，聯合國秘書長調查機制受到美國官方積極推動。然而，2001年，《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的核查機制談判因美國反對而被迫終止；目前，聯合國秘書長調查機制因為啟動門檻問題而存在爭議。針對這些國際爭議，不同的智庫提出了不同的方案和主張。NTI提出了建立聯合評估機制（JAM）的倡議，該機制可視為一種聯合國秘書長的“緩沖機制”，主要是在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建立一個由各國科學家構成的常設實體；CSR研究人員則提出了成立獨立調查機構的機制。同時，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在報告中提倡美國政府推動《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機制的建立。
科學研究倫理規范
該領域的研究旨在管控生命科學研究帶來的風險和挑戰。NTI發起了“生物安全創新和風險降低倡議”（Biosecurity Innovation and Risk Reduction Initiative）和“負責任科學透明度倡議”（Visibility Initiative for Responsible Science），旨舞蹈場地在推廣國際生物科學研究倫理規范和相關的激勵機制，已發布系列案例研究報告[26]。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開展了“國際生物安全倫理規范”（International Guidelines for Biosecurity Ethics）項目，提出了10項指舞蹈教室導原則和行為標準，旨在促進負責任的科學實踐，加強國家和機構層面的生物安全治理。值得注意的是，NTI和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均參與了WHO 2022年發布的《負責任地使用生命科學的全球治理框架——降低生物風險和兩用性研究治理》（Global guidance framework for the responsible use of the life sciences: Mitigating biorisks and governing dual-use research）報告的制定，表明相關智庫在該領域具有一定國際影響力。
開發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治理工具
與科學研究倫理規范倡議相對應，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還致力于開發促進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治理工具。例如，NTI與約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和經濟學人集團合作開發了全球衛生安全（GHS）指數。該指數是一個對各國應對疫情能力水平的評估工具，旨在向領導人通報其國家為應對未來疫情做好準備所必需的基本要素，以及他們應在哪些方面優先規劃并投入持久資金；NTI也致力于開發國際通用的DNA合成篩選軟件工具，以防止DNA合成技術的謬用；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開發了衡量國家季節性流感應對壓力的工具。
其他
除了以上倡議研究，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還呼吁采取全球傳染病早期預警體系、促進監測數據共享、建立全球大流行應對基金等應對措施，加強未來全球大流行應對準備。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活動實踐
區別于一般的學術機構時租空間，除了開展研究，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還注重成果傳播和發展營銷，以塑造智庫品牌、傳達智庫聲音、提高智庫影響力。借助桌面推演、研討會議、組織成立專業機構等實踐，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構建了高效的傳播機制，促進了學術資源、研究成果的“引進來、走出去”，同時也為智庫積累了知名度和影響力。
舉辦桌面推演
通過模擬事件場景及處置過程，桌面推演可用于提高參演人員的風險感知能力、信息研判能力、指揮決策能力和協同配合能力。在生物安全事件應急處置方面，桌面推演能夠以情景引入的方式廣泛凝聚不同領域專家和行動者的智慧，提出綜合性的解決方案。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以NTI、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蘭德智庫為代表，針對復雜、持續性強的、破壞性大的傳染病大流行的潛在威脅，多次借助桌面推演的形式，推導政策盲點、發現能力差距，提出建議舉措（表1）。
召開研討會議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廣泛采用召開各種研討會議的形式，創建對話空間，促進信息傳播、研究協作，通過邀請行業領袖、精英人士、政府要員進行生物安全知識交流，搭建智庫人脈，傳達智庫聲音，提高智庫影響力。除了獨立籌辦各種主題會議，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還經常籌辦國際會議邊會，參與政府資助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國際生物安全對話。
搭建特色研究平臺
構建特色的主題研究平臺，是美國民間智庫聚焦研究議題、深化研究內容并推廣其主張的一種策略。NTI孵化了國際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科學倡議組織（IBBIS）。IBBIS類似于一些生物安全領域的“準智庫”，側重于構建共享空間技術專長，致力于開發管控生命科學研究風險的國際通用規范和工具，已推出了DNA合成篩選軟件工具。通過生物安全和安保技術開發模式，IBBIS和NTI達成一種戰略性的協作關系，共同施加對國際生物安全走勢的影響。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籌辦設立國會山流行病防范和衛生安全指導委員會（The Capitol Hill Steering Committee on Pandemic Preparedness & Health Security）。該委員會由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負責運營和管理，是一個論壇性質的組織；其特點是納入了美國多名現任參議院和眾議院議員作為名義主席指導，并召集了多名美國公共衛生領域的前政府官員作為榮譽創始成員，提高了其在大流行病防范領域政策主張的影響力。
其他
其他活動形式還包括：參加國會聽證會，為衛生安全和生物安全方面的重要發展和問題提供證詞和簡報；通過網站和公眾信息平臺，利用博客、社交媒體等數字媒體工具，發布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議；積極回應美國官方智庫政策研究的征詢意見，通過官方智庫的渠道反映其主張；以及開展智庫間合作等。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功能實現
智庫具備“提供新思想、參與公共政策、引導輿論、開展公共外交、為政府儲存和輸送人才”五大功能。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總體上實現了以上所有功能要素，不同智庫凸顯不同的專長，支撐美國政策、外交、人才等戰略需求。突出的職能體現在以下5個方面。
影響美國生物安全政策制定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對美國生物安全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響，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影響力較為突出。2015年，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發布報告號召美國制定綜合性的生物防御計劃；2018年9月，特朗普政府發布《國家生物防御戰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標志著美國生物防御戰略的正式形成。該委員會《阿波羅生物防御計劃：戰勝生物威脅》報告中提及的“為原型病原體開發疫苗”“推廣測序普及”“開發廣譜抗病毒藥物”“研發無針給藥”“建立綜合性國家病原體監測預警中心”，以及“促進公共衛生系統數據集成”等內容均在2021年9月拜登政府發布的《美國大流行病準備工作：改革我們的能力》（American Pandemic Preparedness: Transforming our Capabilities）得到體現。美國其他機構也積極參與美國國會聽證會。例如，NTI委員Jaime M. Yassif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生物安全國家科學顧問委員會（NSABB）主席Gerald W. Parker共同出席美國眾議院關于“加強生物安全與生物安全標準：預防未來疫情”的聽證會并發表證詞，體現了美國民間智庫主張具備一定的“聲量”影響決策。
參與國際公共衛生政策制定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參與國際生物安全體系構建，包括：開展國際生物安全倡議，涉及國際大流行溯源機制、科學研究倫理規范、傳染病的監測等；開發評估工具，涉及核酸合成訂單篩選、國家生物安全能力評估、季節性流感負擔評估等； 參與制定國際合作框架或指南，如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Center for 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and Policy）與WHO合作參與埃博拉、尼帕、拉沙熱等病原體防控產品研發路線圖的制定。2024年1月，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被WHO和泛美衛生組織（PAHO）正式重新指定為全球衛生安全合作中心，協助WHO開展全球健康威脅、兩用生物技術風險評估，開發政策、規范指南和管理工具，推動各國執行《國際衛生條例》。
培養生物安全領域人才隊伍
美國聯邦政府2022年發布的《國家生物防御戰略及實施計劃》中提到，將支持國內和國際生物安全和生物安全專家隊伍的發展，以倡導負責任的研究。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注重相關人才的接續培養，如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健康安全中心2012年發起的“未來生物安全領域領導者”（The Emerging Leaders in Biosecurity）獎學金項目，廣泛招募來自政府、企業、學術界等不同背景的學員，組織他們參與項目開展的課程和活動，包括研討交流、桌面推演、參加國際會議等。
參與政府生物安全職能部門運轉
生物安全智庫繼承了美國智庫的“旋轉門”機制的屬性特點，一方面智庫凝聚了一大批前政府官員，另一方面智庫人員在經過智庫任職后轉而從政，參與美國生物安全體系建設。2021年，美國總統拜登任命NTI執行副總裁Deborah Rosenblum為負責核、化學和生物防御計劃的助理國防部長，這改變了該職位自2014年起大部分時間由代理官員擔任的狀態。2022年美國成立健康高級計劃研究局（ARPA-H），旨在“通過催化傳統研究或商業活動無法輕易實現的健康突破，使所有美國人的健康受益”。該機構的首任主任Renee Wegryzn，是生物安全領域的專家；曾在約翰斯·霍普金斯健康安全中心擔任研究員，在美國國防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擔任合成生物學和生物安全專家，并在NTI擔任高級顧問。此外，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和美國官方咨詢決策機構間也有頻繁的人員流通。例如，NTI全球生物政策和項目主任David Stiefel曾在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任職；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副執行主任Ambika Bumb曾是拜登總統科技顧問委員會（PCAST）成員，委員會專家Gerald W. Parker同時兼任NSABB主席。
促進開展衛生安全外交
開展衛生外交是拜登政府推行其生物安全戰略的重要途徑之一。與體制內的智庫相比，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作為非政府組織在外交過程中體現出靈活性和專業性的優勢[5]，可推動雙方政府發現合作和對話契機。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長期開展美印之間的“1.5軌對話”，同時也組織了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如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等）間的多邊對話；NTI與非洲疾控中心開展了多期關于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的交流。
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特點分析
戰略定位清晰明確
生物安全是一個多維度、跨領域的復雜體系，其內涵的豐富性要求智庫進行領域聚焦，以打造核心能力和領域專長。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設立了清晰的使命和目標，擅于尋找領域專長與政策需求的交叉點，以形成比較優勢。例如，NTI將其使命定位為“通過系統性解決核、生物，以及新興技術安全威脅，推動全球安變革全”，其研究倡議和實踐活動體現了在全球層面的聚焦；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會使命任務是“幫助美國抵御生物威脅”，其研究內容及游說對象具有清晰的群體導向，影響邊界主要觸及美國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
議題設置廣泛深入
智庫國際化發展，吸引更多資源，并掌握國際話語權，需要前瞻性和主動地設置議題。美國民間生物智庫議題廣泛，包括生物防御策略、生物威脅的監測與響應以及倫理規范、治理工具等，科技視角廣闊深入、聚焦前沿，關注無細胞診斷、微陣列、便攜測序技術等新技術和方法等，并擅長在特定話題領域下進行縱深。例如，明尼蘇達大學傳染病研究與政策中心制定了針對大流行病原體的研發路線圖系列報告，美國聯合生物防御委員適時更新其“生物防御藍圖”系列訪談。
成果推廣扎實有效
美國智庫眾多，彼此競爭激烈，樹立品牌形象，拓展其影響力極為重要，因此其智庫特別注重成果宣傳和推廣。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脫胎于美國傳統綜合性智庫發展實踐，將輿論傳播和成果營銷深入到生物安全領域，通過面向社會發布推廣研究報告、廣泛參與國會聽證會、頻頻舉辦研究會議、綜合利用社交媒體手段等方式，提高了智庫影響力，助推其生物安全話語進入國內和國際主流安全話語體系，使其研究成果受到決策者青睞，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決策。
資源的管理方式多樣
智庫需要有充足的資源來支持其研究和活動，包括人力資源、財力資源、合作伙伴資源等。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積極尋找與愿景和戰略相匹配的資源，并有效管理這些資源。例如，通過人才計劃、研討會、“旋轉門”機制等聚攏和擴展其人脈資源，與國際官方組織的合作，以獲取平臺資源提高其影響力；通過與政府合作、“旋轉門”機制等擴充其政治資源，與同行合作擴充其技術資源和財力資源等。
結論與啟示
通過分析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發展現狀及特點，可得出4點結論：智庫定位或領域研究趨于專業化、精細化，形成了一定的體系規模。智庫發展順應美國生物安全戰略導向，與美國政府官方的“生物安全戰略”和“全球衛生戰略”布局兼容，注重與美國官方智庫的協作，支撐了美小樹屋國生物安全政策儲備。智庫實踐活動豐富，注重成果營銷，提升國內和國際影響力。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依托其開展研究和活動的靈活性，發揮多元化功能作用，與美國官方智庫形成了共生生態，使得其成為國家“打造生物安全話語體系”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自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以國家高端智庫為引領，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進入快車道，參與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建設的智庫職能得到顯著提升。但是，在充分發揮民間智庫優勢、加強專業化智庫建設、提升國際影響力、產出高質量智庫成果等方面還需進一步優化，智庫職能、定位、研究、實踐在匹配解決復雜性生物安全治理問題、發揮智庫綜合作用、民間智庫與官方智庫適配協作方面，需要適應新的形勢要求。美國民間生物安全智庫話語體系受其黨派利益影響和國家戰略導向，可能帶有主觀意識的傾向性，應理性看待其主張和立場，但其科技視角、發展經驗及運作機制等對我國生物安全智庫建設具有借鑒意義。
（作者：馬文兵、王磊，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宋薔，中國消防救援學院。《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