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文人來往 鍾叔河 谷林
《谷林鍾叔河通訊》，夏春錦、周音瑩、禾塘編，文匯出書社行將出書
一
在搜集和收拾《鍾叔河手札初集》（浙江古籍出書社2020年2月版）的時辰，我們發明鍾師長教師與谷林師長教師之間的通訊基礎都有保存。又因了手札初集自己體量已較年夜，遂萌發了將兩位師長教師往來手札零丁編成一集的設法。經與鍾師長教師和勞谷林密斯（谷林之女）溝通，此議便獲得了他們的承認，于是就有了明天的這個樣子。
我自己一向比擬偏心瀏覽從古到今的名家信信，認為那是最能見出寫作者真性格的好文章。正如知堂白叟所言，手札“原是不擬頒發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現實，而片言只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格之處，此其特點也”。此集中二老的通訊始于1986年8月3日，終于2004年10月9日，前后跨越十八個年齡。此中谷林方面二十三通，鍾叔河方面三十四通，算計五十七通，均屬初次全文表露。這些手札由於作于絕對特別的汗青時代，不只記載了兩人的情誼，還從一個適當的角度反應了改造開放以后國際常識界的思惟狀態和出書工作逐步走向繁華的現實。為此我不由得要多說幾句。
二
關于兩個人空間人的瞭解，其緣在書是不問可知的，話則要從上世紀八十年月初鍾叔河編的“走向世界叢書”說起。此叢書面世后，在學術界率先激發熱鬧反應。那時已在唸書界申明鵲起的《唸書》雜志也以其靈敏的嗅覺自發地追蹤關心起這套書。據鍾師長教師回想，那時《唸書》的一位編纂來信約稿，不久后就于1981年第十二期的卷首發布了“關于‘走向世界叢書’”專題，刊發了戴文葆的《一個陳舊而又新奇的課題》和鍾叔河的《“中國自己擁無力量……”》。谷林因交流與陳翰伯、倪子明、范用等早已熟悉且過從甚密，待改造開放初期陳翰伯等人倡議開辦《唸書》雜志，倪子明被調往做副主編，谷林亦隨之成了《唸書》的任務校訂和編纂。恰是有了這一層人緣，谷林開端追蹤關心到鍾叔河其人其書。
而據現存的手札可知，兩人在通訊之始重要議論的則是知堂白叟著作的編纂與出書之事，這才是他們的“同好”。據陳子善《關于新編〈周作人集外文〉》一文先容，1949年至改造開放時代，周作人在年夜陸出書的著作屈指可數，並且作者只能簽名周遐壽或周啟明。直到改造開放以后，跟著思惟的束縛，周作人的著譯才被慢慢解禁。八十年月初，湖南國民出書社和上海文藝出書社先后印了《周作人回想錄》（外部刊行）和共享會議室《周作人晚期散文選》（許志英編），成為“報春第一燕”。直到1986年，已調任岳麓書社總編纂的鍾叔河繼“走向世界叢書”之后，又將視野聚焦到了周作人著作的編纂出書上，特殊是《知堂書話》和《知堂序跋》的接踵發布，“在周作人研討界和唸書界發生了更年夜的影響”。
就在1986年8月3日鍾叔河給谷林和秦人路的第一封回信中，鍾叔河就他們關懷的一系列有關周作人著作的題目停止了闡明。信不長，迻錄如下——
人路同道并請轉祖德同道：
《木片集》即《草葉集》即《瑣聞集》，是最后刊定的名字，我所據者為周氏手校打樣復印件，只要百二十面。
我正在約黃裳師長教師編《周作人集外文編》，年夜約在一千首以上，《木片集》只是此中一小部門而已，此書年夜約今冬可發排，來歲出版。
《知堂序跋》已付排。《日譯〈駱駝祥子〉序》已支出，此外還收了集外序跋數十篇，為《知堂雜詩抄序》《〈汪精衛師長教師庚戌蒙難實錄〉序》等等。由於新的集外文不竭呈現，陸續送工場拔出排字，很費唇舌。好在我在當左派時當過兩年排字工人，和工人打交道還有點措施。上個月拿到稿費，即私家請排字徒弟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菜，徒弟們也很講“義氣”，總算接收了我的不情之請。
《書房一角》《秉燭后談》冷齋俱有加入我的最愛，《清明前后》恐未別集印行，關于這個標題的概況，乞撥冗見教。
鍾叔河
8.3
此札雖短，但汗青的信息頗為豐盛。信的開首先說明了《木片集》書名的出處，繼而相告正在約黃裳編《周作人集外文編》。信中雖昭示發排和出版的年夜致時光，但終極黃裳并未應承此事，而是改由陳子善完成了這個選題，即1988年岳麓書社出書的《知堂集外文·〈亦報〉漫筆》和《知堂集外文·四九以后》。接著又告訴《知堂序跋》的付排及其相干內在的事務，最有興趣思確當屬“舞蹈教室私家請排字徒弟吃了一桌二百八十元的酒菜”，徒弟們于是很講“義氣”，總算接收了鍾叔河陸續將新發明的集外佚文拔出排字的不情之請。此外，從此信的下款猜測，谷林或許就是經過秦人路的先容才與鍾叔河開端通訊的吧。
跟著交往的增多，彼此的清楚因之而逐步加深。鍾叔河每有舊書印出都不忘寄贈谷林。谷林也禮尚往來，除了回贈本身的著作外，更是為鍾叔河供給了不少周作人的佚文和《山君橋雜詩》手手本等可貴的材料，這些無不令鍾叔河心存感念。鍾叔河在收到谷林供給的《山君橋雜詩》手手本后，于1987年3月26日的信中就絕不粉飾地表達了本身的高興和感激，他說：“除了供給了‘雜詩抄’以外的三十多首詩外，還幫我校訂了‘雜詩抄’的一些誤字”，“從本年一月以來，這是獨一使我興奮的事”。
三
在兩位白叟的通訊中也不成防止地提到老和病，愈見彼此的關心，不少細節是曩昔我們所不曾了解的。好比谷林在1992年9月23日致鍾叔河的信中說：“往年玄月也曾接到一封賜札，告知尊恙情形，時認為懷。”谷林所說的是鍾叔河1991年9月25日寫給他的信，信中說：“年夜著那時即已奉到，不知何故竟未申謝，也許是病的關系。賤疾為‘出血性腦堵塞’，已爆發三次，一次比一次重，確定必逝世于此，倒也有一點利益，就是其來毫無預兆，一來就人事不知。實在已逝世過三回了，不外都‘假釋’出來了罷了，何時正式‘收監’，則還不了解。”從字里行間仍然能感觸感染到鍾老的那份開朗與幽默。實在，暮年的谷林也異樣疾病纏身，他于1995年6月11日致鍾叔河的信中就說：“我在四月份住了廿幾天病院，切除胃潰瘍，以及潰瘍面上的癌腫點五處，手術顛末順遂。出院后持續打針抗原體，手術醫師提出過化療，我遲疑不決，先改找西醫服湯藥，再不雅后效。此刻恢復尚屬傑出，只是顯得衰弱，走路腿發軟，坐著則無所苦，無礙唸書，已屬萬幸。”鍾叔河得知后，當即馳書快慰：“知玉體違和，萬看珍攝。大夫既提出化療，仍是得當真聽取醫囑。我有位女同窗，八二年即確診為乳癌，手術后好了幾年，八九年發明轉移，之后即保持化療，每年二次，至此生活如常，每月至多到舍間找內助說笑半日。同樓還有位老同道，本年已六十八歲，八四年確診為肝癌，到上海長海病院切除病變部門后，即保持化療，亦至今無恙，天天蒔花養魚，精力甚好，唯頭發零落稍多耳。此二例可見癌并不成怕，況且尊體不外潰瘍面上有疑似之處，發明和切除都比這兩位更早，假如遵手術醫師之囑，持續施治，必可早日徹底康復也。”真情所至，言語熨帖，怎不令見者動容。
即使有病痛纏身，兩人的書事交通并未是以而終結。他們的話題從周作人延長至曾國藩家信、“人人袖珍文庫”“開卷文叢”、《念樓學短》等更多方面。谷林也一如往常，書慰生平，仍以唸書校書自娛。就在以上談病情的統一通訊中，谷林寫道：
“雜寫”上署有“義務校訂”的名字，犯錯罪無可逭。我見書后，先發明一個錯字（P87）和一個標點（P93）。后來一位友人指出還有一個錯字（P194），我乃重看一遍，才發明一三九頁上還有一個錯字和一個標點，已寄出二十本皆未及矯正。昨天還承一位友人來信告第三頁上“十七年”應是“二十七年”之誤，證實落葉難掃，並且足見精神闌珊，耄學無及了。
海南版的“近代史”，心愛之至，岳麓版的年夜三十二開本，我雖早買了一本，卻一向擱著不曾細看，這回就想一路看一下。袖珍本未收“外”第三種，這使我年夜、小兩種都想留著，不舍得轉送失落一種。書末“讀過”“還要讀”的市場行銷辭也極好，惜書名后未注作譯者名字為憾。
知堂十卷集引言和凡例讀后，更益饑渴，還要“擺”多久呢？“不要多印”能否作幾種懂得：十卷紛歧次出齊，不做整版市場行銷，印數暫控×千，諸這般類。面前目今買書之難幾有踏破鐵鞋之勢，出書新聞亦極欠亨暢，悶損曷極！
讀過以上文字，我們就可以清楚昔時陳原何故會稱谷林為“書迷”——“書迷者，仿佛是為書而生，為書而逝世，為書而受難的第一號傻瓜。”實在，只需有好書可讀，這個“傻瓜”又是多麼的歡愉，乃至全然忘記了病痛對肉體和精力的雙重熬煎。
四
谷林與鍾叔河都是平生傍邊寫過良多手札的人，谷林的手札集已面世的有《書簡三疊》《谷林書簡》《愛書來》三種，鍾叔河已收拾面世的雖只拙編《鍾叔河手札初集》一種，但現實的多少數字遠遠不止這些。他們不只寫信多，還很會寫信，正如與谷林熟悉的揚之水所言：“老年末年時代的師長教師，寫信簡直成為命筆為文的獨一方法。假如師長教師是在其中寄寓了運營文字之樂，那么別人所覺得的即是由文字溢出的書卷氣以及與信箋和筆跡融合在一路的那般抑揚環蕩之情味小樹屋了。”
實在，我們從谷林與鍾叔河的這些往來信札中感觸感染到的，又何止久違的人世“情味”呢，最直不雅的仍是他們文字內在的事務的好，好讀、都雅，並且耐讀、耐看，既有遣詞造句的嫻熟自若，又有真情洞見的啟人沉思，無疑是文質俱佳的好文章。
話已說多，就此打住，更多的信息仍是留給讀者本身往發明吧！
（本文為《谷林鍾叔河通訊》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