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氏兄弟文學面孔的一個主要特征，即是雜學，這在二人的文章與學術頭緒平分別結出了各具異彩的果實。在《朝花夕拾》中，魯迅將本身雜學資本的獲取，描寫為遭到“一個遠房的叔祖”[1]的影響，周兆藍（字玉田，1844—1898）[2]被書寫成開啟魯迅雜學泉源的發蒙者。這為研討者在切磋周氏兄弟雜學資本的題目上，供給了家族影響的視角。
正若有論者指出，《朝花夕拾》在“文獻資料的維度上”被研討者“過于倚重”，其“文章修辭與敘事技能”[3]則多被疏忽。進一個步驟辨析，會發明作為“文獻”的《朝花夕拾》所包括的魯迅生平史料有一種“厚論述”（thick desperation）[4]的狀況：即“文獻”以一種高度歸納綜合、提煉、稀釋的形狀被論述，“史料”自己便浮現出一種值得辨析的“論述”形狀。借使倘使研討者對《朝花夕拾》中的“文獻”未做抽絲剝繭般的剖解，則獲取的史料有能夠流于表層。如關于玉田叔祖的描寫，假如僅將其解讀為魯迅在少年時期由于機緣偶合，遭到某位家族成員的影響、對雜學產生興味，這一史料信息能夠是無限的。
以這一視角引進周作人的“朝花夕拾論述”，會發明它為翻開《朝花夕拾》文本的深層空間供給了鑰匙，復原出了作為“文獻”的《朝花夕拾》背后的文獻。周作人指出了浙東學派的影響與流變若何涉及到了周氏家族，家族成員的雜學興趣又若何映現了浙東學術的某些特征。浙東學術的影響力經過家族文脈這一轉換中樞，塑造了周氏兄弟的雜學面孔。《朝花夕拾》中魯迅從玉田叔祖處獲取的雜學啟悟，經過周作人的補敘，被拓展成為“魯迅與浙東學派”的學術史命題。本文試圖辨析“浙東學術——家族人物——周氏兄弟的雜學資本”三者之間的聯動關系，切磋家族影響在“處所與文藝”[5]中所施展的隱性而要害的感化。
一、家族文脈的重溯
1942年，周作人在“桑下叢談”系列短文的末篇，提到本身低價收買《左腴》三卷，此書為“講《左傳》之書”，作者為潘希淦。《左腴》并不知名，周作人卻對它非常重視，緣由是家族成員周以均（1804—1871）、周錫祺（1826—1854）、周以墉（1810—1862）均介入了此書出書。周作人特殊說起書中兩處校刊者的信息：“下卷末頁有字一行曰，年再侄周以均命男錫祺校刊”，“中卷末又署孫婿周以墉鴻卿校刊”[6]；而在《左腴》卷上末尾也有“年再侄周以均一齋校刊”的字樣[7]。
玉田叔祖已為《阿長與<山海經>》的讀者所熟知，而周以墉是玉田的父親，周以均與周以墉二人的祖父為親兄弟；周錫祺與玉田為分歧房份的族兄弟。周作人在“桑下叢談”中引進的三位家族人物及其刊刻處所文獻的業績，使得玉田的書齋成為周氏家族文明的象征與隱喻，并在史料層面牽扯出更多的家族人物，展現出玉田周邊的周氏家族文脈。
周以墉與潘希淦之子潘尚楫是兒女姻親。潘希淦是一位“講習經史，工制藝”、“有經師之譽”的博學宿儒，他的兒子潘尚楫是“嘉慶庚申舉人”，官任“山東曹州府知府”[8]。周以墉之父（即玉田祖父）周塋（筠軒公）曾“請業”于潘希淦門下，潘尚楫重視周塋是“篤看”“修德力學之士”，且“蠡城周氏”為“詩書為業”“忠誠承家”[9]的看族，將本身的次女許配給周塋的次子周以墉。潘氏與周以墉共育有九子、二女，玉田是第五子。科舉關系與婚姻關系的疊加，使周、潘兩家關系親密，是以周作人將《左腴》“覆盆橋周氏刻本”視作“吾家故物”[10]。
周作人誇大了周以均、周以墉與周氏兄弟所屬房份的關系：“一齋公為曾祖八猴子之從弟，曾重刊《越言釋》，鴻卿公則曾祖之同祖兄弟，即花塍之父”[11]，即二人與周氏兄弟同屬“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1931年4月7日，周作人在馬廉購于北平書肆寶倫堂的《越城周氏支譜》第六號上題詞，簽名為“會稽周氏清道房公允派四支十四世周作人”[12]；1938年5月6日，周作人又在本身所躲的《越城周氏支譜》第二十號上題字：共享會議室“十四世周作人謹躲，廿七年蒲月六日題簽”[13]。面臨家族頭緒連綿，周作人表示出激烈的宗族譜系認識。依據《越城周氏支譜》中《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14]，可以收拾出從第八世周渭（熊占公）至第十四世周氏兄弟（魯迅、周作人）的譜系表示圖：
在周氏家譜中，周以墉的名字是之錞（字鴻卿）。由上圖可見，周以墉的父親周塋，與周氏兄弟的曾祖父周以埏（苓年公）的父親周珄（瑞璋公）是親兄弟；周以均（一齋公）的祖父周鑑，與周氏兄弟曾祖周以埏的祖父周宗翰（佩蘭公）是親兄弟。聯合周氏家譜，會發明周作人從家族譜系視角，交待了從玉田的父輩（周以墉、周以均）開端四代人與周氏兄弟的關系。
起首是第十一世周以均與周以墉。
以均，字一齋，號贊平，一字仲笙，晚號澹噴鼻，行一。道光甲午科經魁……生嘉慶甲子三月廿九日未時，卒同治辛未三月初二日午時……生子二，錫祺、錫嘉……[15]
之錞，原名謨，字汝嘉，號鴻卿，行四。會稽學廩貢生，候選訓導。生嘉慶庚午六月四日酉時，同治壬戌八月初旬日酉時殉難。恩釁云騎尉，世襲恩騎尉罔替，進祀浙江省會忠義祠。妃耦陀庵前潘氏，嘉慶庚申恩科舉人、山東曹州府知府，賞戴花翎尚楫次女……生子九：麒麟、達、庚銘、咸禧、慶蕃、兆藍、錫恩、慶祁、元祉……麒麟夭、達殤。[16]
其次是第十二世花塍（1839—？）、椒生（1843—1917）[17]、玉田（1844—1898）三兄弟，屬仁房三派（禮義信）中的義房，是周氏兄弟的三位叔祖：
庚銘，原名邦彥，字花塍，行十二。會稽學附生，兼襲云騎尉。生道光己亥正月初七日卯時，配不雅音寺前胡氏廣西候補按察司照磨世襲云騎尉起元長女，生道光乙未閏六月廿一日寅時。[18]
慶蕃，字椒生，號杏林，行十八。會稽學附生，光緒丙子科舉人。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亥時，配峽山何氏道光癸卯副貢生同知銜江蘇候補知縣彬長女，生道光癸卯十月十二日戌時，卒同治壬戌八月十四日未時，繼配蕭山瞿氏臨穎縣典史繼昌女，生道光癸卯十一月十六日亥時，生子二：鳳藻、鳳苞。[19]
兆藍，字肖云，號玉田，行二十。會稽學附生。生道光甲辰蒲月十五日丑時，配朱氏女，生道光丁未正月初六日戌時，生子二：鳳珂、鳳琯。[20]
花滕、椒生、玉田三人均與魯迅的發蒙、瀏覽甚至接收新學思潮關系親密。除了玉田外，花塍擔負過魯迅的“開蒙”師長教師，周氏兄弟都曾在其門下唸書：
魯迅的“開蒙”的師長教師是誰，有點記不清了，能夠是叔祖輩的玉田或是花塍吧。固然我記得年夜約七八歲的時辰同了魯迅在花塍那里讀過書，可是初度上學所謂開蒙的師長教師按例非秀才不成，那末在典禮上或許是玉田擔負，后來乃改從花塍唸書的吧。[21]
假如說玉田啟示了魯迅的雜學興味，那么花塍則承當了周氏兄弟的發蒙講授，后者異樣是值得追蹤關心的人物。比玉田年長一歲的椒生也被魯迅寫進《瑣記》：他協助過魯迅往南京肄業、卻否決魯迅接收新思潮，以固執保守的“本家的老輩”[22]的抽像被定格在魯迅文本中。三位叔祖，要么對魯迅的“開蒙”、瀏覽有過培養之功，要么對魯迅新學愛好停止了抹殺與鉗制、對魯迅接收新思潮起到反向推進感化，均與魯迅的生長經過的事況關系親密。
除了義房十二世的三位叔祖之外，周作人在“桑下叢談”又彌補了中房十二世的周錫嘉（1839—1890），他是周以均次子、“曾重建本族的家譜”[23]，周作人年少曾見過他[24]。周以均的兩個兒子周錫祺、周錫嘉的生平簡況在《越城周氏支譜》中有記錄：
錫祺，字春農，號蘭侯，行二。會稽學附生。生道光丙戌四月十四日未時，卒咸豐甲寅七月初三日亥時……生子三：起鳳、叫鳳、鏗鳳……[25]
錫嘉，字揆初，號拙君，行十四。捐職翰林院侍詔，議敘同知銜，指分江蘇試用縣丞。生道光己亥十一月初旬日卯時，卒光緒庚寅十月十四時申時……生子三：寅恭、曾澤、超鳳……[26]
第三代是周錫祺的三個兒子起鳳、叫鳳、鏗鳳，分辨字念農、慰農、憶農；以及周錫嘉的三個兒子寅恭、曾澤、超鳳，分辨字笙孫（桂軒）、仲孫、贊孫，他們是周氏兄弟的叔伯輩。周氏兄弟的父親伯宜公與桂軒[27]、慰農[28]均頗為要好。值得一提的是，伯宜公與慰農都無為年夜殮之前的逝世者“穿衣服”的技巧：“他們兩人有一回曾為本家晚輩（大要是慰農的叔伯輩吧)穿衣服，將遇良才，非分特別顯得傑出，好些年間口碑留在三臺門里。”[29]魯迅不只繼續了伯宜公這一本事，曾為祖母蔣氏年夜斂之前“穿衣”，并把這一細節寫進了小說《孤單者》，成為魏連殳為祖母“穿衣”情節的本領[30]。
桂軒1893年便已往世[31]。與桂軒平輩、與周氏兄弟的生涯與文原形關的家族人物，還有鳳岐、鳳琯、鳳桐。鳳岐（叫山）是致禖的次子[32]，與周氏兄弟先后往往南京書院肄業。鳳琯為玉田叔祖的次子，異樣被寫進魯迅文本，成為《瑣記》中“打旋子的阿祥”[33]。鳳桐是致祎的兒子，其軼事被剪裁進進《阿Q正傳》，成為阿Q向吳媽求愛的本領[34]。
第四代，即是周氏兄弟的族兄蘭星，本名周壽頤：他是周以均的曾孫、桂軒的兒子。蘭星與魯迅是三味書屋的同學[35]，與魯迅關系不錯。當蘭星的愛情遭到“偽道學的晚輩”非議時，魯迅出于對這些人的“討厭”反倒對蘭星“特殊親熱招待”，停止過“無言的支援”[36]。尤其主要的是，《阿長與<山海經>》中提到的“那時最愛看”的《花鏡》，恰是蘭星“以二百錢價格”[37]賣給周氏兄弟的，時光年夜約為甲午年間，版本為“木版年夜本”的“翻刻”本[38]。
以玉田叔祖為出發點，周作人重溯了前后四代家族人物。從義房十一世開端，周以墉和他的幾個兒子：玉田、花塍、椒生；以及自中房十一世開端，周以均——周錫嘉——桂軒——蘭星，他們或對魯迅有過雜學發蒙、或供給冊本，好幾位人物均與魯迅學術興趣的培養有著淵源關系，一些人事被寫進了魯迅文本。玉田之父周以墉、族伯父周以均在處所文獻傳佈中的功勞、玉田外祖潘希淦在經史上的深摯成就等，使得玉田的書齋成為家族表裡幾代人學術積淀的縮影。周作人展敘了稀釋在《朝花夕拾》中玉田論述背后的史料，展示出周氏家族文脈的內涵圖景。
二、蠡城周氏：從“章句”到“諸書”
周氏家族中，考上舉人的不勝枚舉，考中秀才的則更為罕見。周以均、周以墉、周錫祺三人均獲得過舉人或秀才的科名。以“詩書為業”著稱的“蠡城周氏”又多選擇與本地有功名、有社會位置的人家結為姻親，家族文脈成為一種世代累積的、滲入在家族血脈與家庭氣氛中的遺傳基因。周以墉52歲逝世于承平天堂戰亂，但留下了七個兒子，子孫連綿包管了家族文脈成為可延長與復制的文明譜系。
以周以均為例，他是一位舉人，并且是“道光甲午科經魁”[39]，但三次會試都沒有考中[40]。固然未能獲得進士科名，他卻“以經史有效之學傳授鄉里，士之矮壯踐者翕然奉為經師、人師。凡經傳授，先后掇科第以往”[41]。在其自訂“年譜”中，周以均提到了他在舉業教授方面的光輝成就：“同治六年丁卯（按：1867）六十四歲”，“與在院肄業諸人講究實學，自是同道者來游益眾。今年甲子丁卯鄉試，及門楊燮和、潘良駿、孫琥銘、沈百墉、鮑謙、胡太晟、侄福清同榜中試”[42]。1867年周以均有六論理學生加上族侄周福清（周氏兄弟祖父）同榜中舉，足以見出周以均學養深摯。他直接助力了一批及門門生與家族晚輩在舉業途徑上青雲直上。周福清后來考中進士并進翰林院，成為周氏家族中科名最高的人，延續并完成了族叔周以均的科舉幻想。
但是，自周氏兄弟的曾祖輩起，曾經醞釀著一股由經學向雜學演化的風氣：即在重視舉業的同時，也追蹤關心實學、重視博覽，對于經學以外的各類冊本均有瀏覽。這一變更的背后，與清代浙江省科舉登科率極低，優良士子屢試不中的客不雅情形有關。專心科舉的士子在盡力攻讀中博覽群籍，以對各體文章的兼習來到達對陳腔濫調章句的徹悟與掌握，是一種從舉業外部成長出來的由專到博的天然經過歷程。周以均宗子周錫祺即是這一變更的典範例證：
公少時已嶄然見頭角，至性過人，敦孝友、嗜學，旦夕手一經。燮三公深愛之。年十九，補博士門生員，有聲黌序。試于鄉，輒元薦，卒奇于遇，不獲售。人咸認為惜，而公殊自如也。語其姑婿馬株舫曰：不患有司之不明，患吾業之不精。下幃攻，苦學益力，于章句之外一切周秦兩漢六朝唐宋諸書靡不蒐習。每一操筆翰，動若飛，紙落如云。[43]
周錫祺博覽歷代“諸書”的瀏覽標的目的，卻又直接激發了對“章句”之外各體文章、各類學術資本的愛好。這在周氏家族外部并不鮮見：周以墉曾“潛心古學，工詩賦”[44]；周以均的弟弟周以增“喜唸書，于經史百家無不畢覽，精岐黃，尤究心于形家三合五行之旨”[45]。以舉業為目的和動身點的雜覽使得雜學自己成為追蹤關心的對象。在一演化經過歷程中，以經師自命的周以均自己便表示出一種牴觸的立場。在他掌管編輯的《越城周氏支譜》與自訂年譜中，科名不雅念與由此建立的家族位置、成分是貫串一直的要害線索，他在年譜中只字未提本身在處所文獻的刊刻、傳佈中的任務，表白科舉才是其主業。但與此同時，他又表示出的超出時人的對“冊本”的別具“懂得”，以及在方志、方言、風俗等範疇的獨到目光，包含“以黜浮崇識為先”[46]的文章不雅念等，浮現出有別于傳統眼界的極新意向。暮年周以均盡意做官卻又“勤學不倦”[47]，唸書成為其安身之道，其所讀之書早已衝破了陳腔濫調制藝的范圍。
清代浙江科舉途徑的狹小與艱巨，不只從舉業外部成長出學術方面的博覽偏向，并且催生出一種以實行為主導的人生選擇，紹興師爺的呈現即是極具代表性的地區文明景象。即使如周福清如許登上科舉巔峰的人物，也在留給子孫的《恒訓》中請求后代須有恒業，這一誇大務虛的家訓潛伏影響了周氏兄弟的人生選擇甚至文學面孔。
周氏家族的雜學偏向，重要表現在其史學不雅念與實行中。這從周以均介入縣志、家譜的編輯可以看出。他介入了清代紹興最后一部處所志《道光會稽縣志稿》的編輯，并為此“購訪遺書”[48]，這在章嗣衡所撰《越城周氏宗譜序》中有記錄：
歲戊申（按：1848），郡守王私德寬蒞越，耳公名，聘修會稽縣志。殫心編輯，歷二載而書成。會遭粵寇之警，稿毀于兵火，郡士人至今惜之。[49]
周以均在方志編輯中的成就，被以為具有了史家“才、識、學三長”[50]。惋惜的是，這部縣志毀于承平天堂烽火，只保存了草稿，即明天的《道光會稽縣志稿》。周以均暮年又“手輯家乘”、努力于家譜編輯，《越城周氏支譜》被以為“其義例之詳審，考覆之精當，文辭之溫雅，為近時譜牒家所未有”[51]。縣志與家譜的編輯顯示出周以均的史學才幹。
周以均的史學實行背后，又展示出一種家族全體行動。作為《越城周氏支譜》最主要的編者，教學周以均并非編纂“家乘”的首倡者，其父周其琛（1787—1840）于“道光己亥庚子間”（1839—1840）提出了這一設法。自“同治丁卯”（1867）年開端，周以均與弟弟周以增（1811—1874）“復踵行之，積三年之久，粗成粗略”，將父親的愿看付諸實行。周以均往世后，他的次子周錫嘉“慨念祖先未成之志”[52]、“踵成先志，校付手平易近”[53]，終極將家譜發行于世。而在周錫嘉“聿總其成”[54]、將周以均的遺稿付諸出書的經過歷程中，周氏家族多位成員承當了“補訪世錄”、“鈔錄底稿，編次世表”，“監印譜本、校訂遺誤” [55]的任務。從周其琛、周以均、周錫嘉到周起鳳、叫鳳、鏗鳳，有四代人介入了家譜編輯，《越城周氏支譜》浮現出史學實行在周氏家族外部的睜開。學界曾經指出“魯迅家族的家學淵源就以史學為重”[56]，以周以均為代表的史學成就即是這一家學頭緒的詳細表現。
作為周氏家學的史學，并非是廣義的經史之學，而是歸入了各類史學資料的狹義史學，周以均的史學實行自己便浮現出光鮮的雜學面孔。1943年周作人曾談及彙集到兩種處所家族祭規：蕭山汪氏《大批祠祭規》（汪輝祖擬訂）與山陰平氏《濲祭值年祭簿》（平步青擬訂）。作為史學材料的祭規看似“死板單調”，周作人卻重視其風俗學的史料價值，指出“祭奠是風俗之一主要部門”。周作人由此回想了已經親見的周氏家族“七世致公祭祭規”，其訂立者恰是周以均，其“層次”、主旨與平步青所訂者類似。更特殊的是，無論汪輝祖、平步青親定的祭規，仍是“破天荒之書”《越諺》，均未記錄過“忌辰酒席單”，但周以均所訂祭規中卻包括此項。“忌辰酒席單”固然微細卻“年夜可備考”[57]，它從“祭奠名物”的視角為風俗研討供給了物資文明史材料，表示出周以均從不起眼的資料中看到學術價值的史學目光。
周以均對專注于記錄方言、處所名物的雜著頗為推重，他曾因喜讀鄉賢著作茹三樵《越言釋》，將其“縮為巾箱本，重梓單行，俾越人易于家置一編”[58]。固然這一刻本“毀于承平天堂之亂”，但后出的“嘯園刻本”卻由周一齋“巾箱本”翻刻而來并得以傳播。周作人曾花了二十多年時光彙集了《越言釋》的“原刻年夜本”與“嘯園葛氏刻巾箱本” [59]，并將它作為議論“越人著作”[60]時的開篇之書，可見周作人對這位曾祖輩家族人物的敬意。
三、周氏家族與浙東學術
周以均的史學進獻，集中表現在他對浙東學派集年夜成之作——章學誠《文史通義》“年夜梁版”的保留。周作人經由過程辨析李慈銘日誌與譚獻日誌的分歧說法，鉤沉出周以均與周福清找到《文史通義》“木版”，將其“送給浙江官書局，修補印行”[61]這一史實。在周作人的論述中，《文史通義》是由周以均與祖父周福清送到浙江官書局，得以刊刻并普遍傳播的。
譚獻對此卻有分歧講述。他指出，“《通義》寫本得讀于廈門年夜梁板刻，浙東兵后，獻渡漸江，訪得于會稽周氏祠堂，亦闕佚矣。出篋中舊本，補刻于杭州書局，印行廣州，有《伍氏叢書本》”[62]。在譚獻的論述中，周氏族人在承平天堂戰亂中、于家族祠堂中保留了《文史通義》“年夜梁版”，但已有“闕佚”；譚獻無機會看到這個版本，并“出篋中舊本”停止彌補，并將彌補后的“年夜梁版”拿到浙江官書局[63]、促進了《文史通義》的發行[64]。
二人說法存在差別。但是，《文史通義》“年夜梁板”無論是由周以均、周福清仍是譚獻拿到浙江官書局刊刻的，周以均在承平天堂戰亂中保留這一版刻的史實可以斷定。就連譚獻本身也說：“訪得《章氏遺書》、《文史通義》、《校讎通義》，版刻在周氏，同年介孚名福清之族人也。輾轉得之，不虛吾渡江一行”[65]。學界已據此睜開闡述，提出“《章氏遺書》的年夜梁本版刻就加入我的最愛于周福清的族叔周以均處”，“據出書史專家井長進師長教師的考核，在《文史通義》的傳本中，多是這個浙局補刻本”，這一版本“對《文史通義》的普遍傳佈起了很年夜的感化”[66]。
周以均對《文史通義》“年夜梁版”的保留之功，使他不只在《文史通義》版本史上，成為聯絡“年夜梁版”與“浙局補刻本”的主要人物；并且在清代思惟史上，成為了聯絡章學誠與譚獻的過渡環節。如譚獻所言，他可以或許讀到《章氏遺書》并將其“翻刻補完”，章學誠遺著得以“再行于世”[67]，他與周福清的鄉試同年關系是其得以接觸到周以均所躲“年夜梁板”的要害原因。
周作人留意到了周氏家族與浙東學術的這一交集，據此提出了“魯迅與浙東學術”的學術史命題。1956年是魯迅去世二十周年，周作人在曾經出書《魯迅的故家》《魯迅的青年時期》的情形下，又寫了一組留念文章，并以為這組文章較之前作更得“方法”[68]。他為魯迅“思惟文章”之“深入鋒利”找尋“起源”時[69]，貫串了對這一汗青淵源的頭緒梳理。
在談到“魯迅的文學涵養”時，周作人對清后期“浙東學派”與“浙西學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做了一番點評，魯迅被歸入到這一頭緒中：既承接其影響，又成為“這一派的代表”，勾畫了一條魯迅與清代浙江學術之間繼續與背叛的總體線索。
周作人對于浙江學術史的年夜致歸納綜合是“浙西學派偏于文，浙東則偏于史”，“袁隨園與章實齋”、“譚復堂與李越縵”分辨被視作代表各自地區（浙西與浙東）的代表。周作人又將時段上推，把清初的毛西河、以及為毛西河特殊否決的南宋理學家朱熹也歸入浙東學術的源流中。周作人分辨為這六人加上注釋，可以視作一份極簡版的浙江學案：
袁隨園名枚，號子才，杭州人。乾隆時（十八世紀）以詩名。思惟比擬不受拘束，特殊關于兩性題目主意開放。
章實齋論理學誠，紹興人，乾隆時史學家，有學問而思惟較舊，否決袁隨園的主意，作文批駁，多極嚴刻。著有文史通義等書。
譚復堂名獻，杭州人，善詩文，生于清末，為章炳麟之師。
李越縵名慈銘，紹興人，生于清末，長于史學及詩文，喜漫罵人，作文批駁亦多嚴刻。著有詩文集及越縵堂日誌。
毛西河名奇齡，紹興蕭隱士，生于清初（十七世紀），學問極廣博，著有西河合集數百卷。講解經籍極有新意，最不喜朱熹的學說，多所進犯，其勇敢為不成及。[70]
朱晦庵名熹，福建人，通稱白文公，南宋時道學家，注解四書，宣揚舊禮教，最無力量。[71]
周作人對這段學術史頭緒的梳理，顯明遭到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啟示。周作人在這條頭緒中歸入了朱熹，緣由是章學誠提出“浙東之學”出自“婺源”，對這一學派停止了泉源追溯[72]。值得留意的是，周作人從六位代表人物對魯迅的影響角度，提醒其各自特質：如思惟的新銳、批駁的嚴刻、進犯的勇敢、文風的鋒利等等。周作人是以成為最早提出“魯迅與浙東學術”這一課題并勾勒出詳細線索的論者[73]。他以為魯迅與上述人物之間存在著水平分歧、面向紛歧的聯繫關係：讀過他們的代表作，并且與其間幾位有著詳細交集。如拜譚獻的先生章太炎為師；祖父周福清與李慈銘在京中有來往；癸巳年（1893）之前李慈銘的從兄弟曾租住周家新臺門“年夜堂前以西兩年夜間”[74]等等。“魯迅”成為周作人在回溯“浙東學術”汗青頭緒時的古代視角。
而在羅列完上述年夜儒之后，周作人特殊提出祖父周福清對魯迅的直接影響[75]，祖父常日言談中的“谿刻”[76]恰是言傳身教、讓魯迅直不雅懂得浙學名家群情之“嚴刻”[77]的日常情境。
介孚公對周氏兄弟的發蒙教導頗為器重。他在1889年9月5日寄給兒子周伯宜的家信中，附上了兩部《詩韻釋音》，令其分給“張、魁兩孫逐字認解，審音考義”。周福清以為“吾鄉知音韻者頗少，蒙師授讀，別字連篇”，這部指定的開蒙教材為周氏兄弟的“小學進門”[78]打下了文字學基本。后會議室出租來周氏兄弟成為章太炎門生，至五四時代在說話文字方面推進中國文學的變更，祖父昔時對文字學的器重可視作某種泉源[79]。
《詩韻釋音》的作者是周福清的“業師”陳晝卿，周作人在“桑下叢談”中曾憶及“兒時屢聞”祖父稱贊本身的教員。陳晝卿器重“家鄉文獻”，曾“別錄《三不朽圖目》《詩巢祀位》等文，為《越中不雅感錄》一卷”[80]。平易近初周作人曾購買并瀏覽《勤余文牘》等著作[81]，并在“桑下叢談”中援用了他的《勤余詩存》[82]。由《詩韻釋音》為出發點，周作人對陳晝卿著作、收拾的鄉邦文獻連續追蹤關心，并對“越人文獻”決心搜求，可以看到祖父這一泉源所發生的潛伏而深遠的影響。
除了對文字學的誇大外，周福清在周氏兄弟國文教導中特殊提出“嘉獎讀小說”。這種“特殊”的“教導法”[83]使周氏兄弟取得了普通世家後輩很難擁有的“偶爾的榮幸”[84]，直接引向其日后在小說範疇內的出色成績。盡管祖父教導理念的目標，是為了領導孫輩在經學上深刻用功，從小說進手不難使其發生“看書的愛好”[85]。但他看到了“專讀經籍陳腔濫調”能夠形成思惟上的“淤塞欠亨”，令孫輩不受拘束唸書以求靈通，卻不測展現出經籍之外的小說六合。周作人后來在回想本身“國文的經歷”時，反復誇大“我的國文都是從看小說來的”[86]，便包括著對祖父教導思惟與瀏覽興趣這一影響泉源的追溯與確認[87]。
從1942年的“桑下叢談”至1951年的“百草園”雜記，周作人發掘出在章學誠、譚獻等開一代學風的碩學鴻儒與魯迅之間，存在著周以均、周福清等家族人物這一隱藏而主要的中心環節。后者的學術愛好與眼界、文風，搭建起魯迅與浙東學術之間的橋梁，使一時期的學術傳統詳細感化于下一位集年夜成者身上，連續發酵并產生量變。
周作人曾將魯迅的任務歸納綜合成“彙集編錄校勘研討”與“創作”兩年夜部門，前者又被細分作九個方面：如《會稽郡故書雜集》、謝承《后漢書》《古小說鉤沉》《小說舊聞鈔》《唐宋傳奇集》《中國小說史》《嵇康集》《嶺表錄異》、漢畫古刻。以浙東史學的特征來看，魯迅恰是以史學方式對其“雜覽”所觸及的各種冷僻範疇停止學術史建構。這些“原由亦往往很是長遠”的學術任務的佈景，是作為接收中介的家學頭緒。由早年對“線裝書與畫譜”[88]的喜好，到后來對未登年夜雅之堂的稗官別史、金石圖像所做的首創性任務，魯迅繼續并發揚了周氏家族中的史學路數，完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衍家學而甲第”[89]。
作為不同凡響的寫作題旨，1942年“桑下叢談”的“回想錄”特征已為論者追蹤關心[90]。年夜約十年后，1951年周作人在《亦報》上開設“百草園”專欄，“桑下叢談”的一些篇章、段落亦被收錄其間。假如說“百草園”專欄是周作人借魯迅文章展展而來的“回想文”，無為《朝花夕拾》作箋注的意圖；那么“桑下叢談”則可視作周作人正式寫作“回想文”之前的“回想文”。周作人由考述典籍而教學場地梳理背后介入其事的校刊者，將《阿長與<山海經>》中玉田叔祖所賜與魯迅的“雜學”影響，擴大為以周以均、周福清等為代表的家族文脈的豐盛情況。周以均所從事的縣志、家譜編輯、刊刻《左腴》、縮印《越言釋》“巾箱本”等處所文獻收拾任務，尤其是在章學誠《文史通義》“年夜梁板”的保留與刊刻中所做的進獻，使其成為周氏家族“雜學”頭緒的代表人物。“史學”與“雜覽”并重的唸書興趣，使浙東學術的主要特征在家族文明外部積聚，成為後輩教導的潛伏佈景甚至開蒙標的目的，對周氏兄弟的雜學面孔發生了標的目的上的指引。“桑下叢談”所聚焦的家族文脈與處所學術這一視角，浮現了《朝花夕拾》未睜開的魯迅學術資本這一命題，為詳細展現魯迅與浙東學術的關系翻開了一扇窗口。
注釋：
[1]魯迅：《阿長與<山海經>》，《魯迅選集》第2卷，國民文學出書社2015年版，第253頁。
[2]同上，第256頁，注釋[5]。
[3]邢程：《實際照進往事：<朝花夕拾>中的“謠言”與“天然”》，《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2019年第1期。
[4] [美]克利福德·格爾茨著：《處所常識》，楊德睿譯，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vii頁。“thick desperation”多被譯作“深描”，筆者采取的是張廣達譯法“厚論述”。
[5]周作人：《處所與文藝》，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選集》第3卷，廣西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9年版，第101頁。
[6]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706頁。
[7]潘希淦：《左腴》（卷上），藝蘭書屋清道光28年（1848年）刻本，卷末。
[8]中華平易近國二十五年一月紹興縣修志委員會校刊：《道光會稽縣志稿》，卷十七“人物志·儒林”，第36頁。
[9]潘尚楫：《筠軒公像贊》，周以均纂 周錫嘉續纂：《越城周氏支譜》，寧壽堂清光緒3年（1877）木活字本（數集），1a—1b，中國國度藏書樓躲。
[10]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706頁。
[11]同上。
[12]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譜>題記》，《周作人散文選集》第5卷，第756頁。
[13]《越城周氏支譜》，中國國度藏書樓躲。
[14]《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a—27a。
[15]同上，頁13b—14a。
[16]同上，頁11b—12b。
[17]魯迅：《瑣記》，《魯迅選集》第2卷，第256頁，注釋[37]指出周慶蕃的誕生年份為1845年，有誤。《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中慶蕃“生道光癸卯四月十九日”，即1843年，其為玉田叔祖的兄長，《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9b。
[18]同上，19a。
[19]同上，19b。
[20]同上，20a。
[21]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期》，中國青年出書社1957年版，第13頁。
[22]魯迅：《瑣記》，《魯迅選集》第2卷，第306頁、第311頁注釋[37]。
[23]周遐壽：《魯迅的故家》，文明生涯出書社1956年版，第103頁。
[24]周作人：《<越言釋>》，《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649頁。
[25]《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21b。
[26]同上，22a—22b。
[27]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83頁。
[28]同上，第102頁。
[29]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64頁。
[30]同上，第62頁。
[31]《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27a。
[32]同上，24b。
[33]魯迅：《瑣記》，《魯迅選集》第2卷，第302頁。
[34]周遐壽：《魯迅小說里的人物》，上海出書公司1954年版，第83頁。
[35]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53頁。
[36]同上，第104頁。
[37]同上，第103頁。
[38]同上，第70頁。
[39]《清道房公允公派四支世錄》，《越城周氏支譜》（御集），13b。
[40]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1b。
[41]同上，1b。
[42]澹噴鼻白叟手訂：《一齋公年譜》《越城周氏支譜》（數集），12b。
[43]潘遹：《春農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集），1a。
[44]程儀洛：《鴻卿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集），1a。
[45]馬傳煦：《方川公傳》，《越城周氏支譜》（數集），1a。
[46]澹噴鼻白叟手訂：《一齋公年譜》，《越城周氏支譜》（數集），15a。
[47]同上，15b。
[48]周作人：《<左腴>周氏刻本》，《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706頁。
[49]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0]同上，1a。
[51]同上，2b。
[52]周國柱、周慶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1b。
[53]章嗣衡：《越城周氏宗譜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4]周國柱、周慶覃：《自序》，《越城周氏支譜》（禮集），2a。
[55]同上，1b—2a。
[56]陳方競：《魯迅與浙東經史文明》，《中國古代文學研討叢刊》1993年第2期。
[57]周作人：《兩種祭規》，《周作人散文選集》第9卷，第104頁。
[58]周作人：《花鏡》，《周作人散文選集》第6卷，第261頁。
[59]周作人：《<越言釋>》，《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649頁。
[60]周作人：《<桑下叢談>短序》，《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730頁。
[61]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103頁。
[62]譚獻：《章師長教師祖傳》，《譚獻集》（上冊），浙江古籍出書社2012年版，第237—238頁。
[63]孫次船：《章實齋著作傳播譜》，《說文月刊》1940年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第101頁。
[64]譚獻在日誌中也有類似說法：“《章氏遺書》板至，殘佚五十四葉。取予躲本，上木翻刻補完。此書終以予故，得再行于世矣（《粵雅堂叢書》有之）”，譚獻著 范旭侖、牟曉朋收拾：《復堂日誌》，河北教導出書社2001年版，第58頁。
[65]譚獻：《復堂日誌》，第57頁。
[66]王標：《譚獻與章學誠》，《杭州師范年夜學學報》（社會迷信版）2009年第1期。
[67]譚獻：《復堂日誌》，第58頁。
[68]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期》，第5頁。
[69]同上，第58頁。
[70]同上。
[71]同上，第59頁。
[72]章學誠著 倉修良編注：《文史通義》，商務印書館2017年版，第121頁。
[73]陳方競：《對魯迅與章學誠聯絡接觸及其“五四”意義的再熟悉》，《社會迷信陣線》2001年第3期。
[74]周遐壽：《魯迅的故家》，第35頁。
[75]周啟明：《魯迅的青年時期》，第59頁。
[76]同上。
[77]同上，第58頁，注釋2，4。
[78]轉引自姚錫佩：《<詩韻釋音>和魯迅的家學——兼考周介孚的兩次訓示》，《學術月刊》1981年第7期。
[79]直至1915年周作人仍在重讀《詩韻釋音》（周作人1915年4月11日日誌，魯迅博物館躲《周作人日誌》（影印本）（上冊），年夜象出書社1996年版，第553頁），在作為五四預備期的平易近初鄉居時期，祖父昔時指定的開蒙讀物，依然是周作人的語文資本。
[80]周作人：《<三不朽圖贊>》，《周作人散文選集》第1卷，第401頁。
[81]周作人1913年11月27日、1914年1月28日、1915年4月6日、7月27日日誌，《周作人日誌》（上冊），第474、486、551、571頁。
[82]周作人：《踏槳船》，《周作人散文選集》第8卷，第665頁。
[83]周作人：《兒童的書》，《周作人散文選集》第3卷，第76頁。
[84瑜伽教室]同上。
[85]周作人：《<西游記>》，《選集》第10卷，第826頁。
[86]周作人：《我學國文的經歷》，《周作人散文選集》第4卷，第770頁。又如《小說與唸書》、《小說的回想》，《周作人散文選集》第9卷，第191、488頁）。
[87]周作人：《<鏡花緣>》，《周作人散文選集》第3卷，第51頁。至1960年月寫作《知堂回憶錄》時，周作人依然說起祖父所賜與的小說教導，《知堂回憶錄》，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80年版，第109頁。
[88]知堂：《關于魯迅》，《宇宙風》1936年第二十九期。
[89]潘尚楫：《筠軒公像贊》，《越城周氏支譜》（數集），3a。
[90]止庵：《關于<書房一角>》，周作人：《書房一角》，河北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