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害詞：錢志熙
一
我進修吳熊和教員名著《唐宋詞通論》，實在應當分兩種情勢：一種是聽課領教，也包含從學于吳門時所聽到的吳教員談他的詞學不雅點，可以算是一種口耳相傳的進修情勢。另一種當然是瀏覽懂得。
《唐宋詞通論》在一九八五年一月出書，我也是在這之后才得以瀏覽全書的。但在讀本科、碩士時，兩次聽通論課。第一次，是讀本科時，吳教員給七七級、七八級開唐宋詞通論這一門課。七七級選的人多，七八級選的人比擬少一點。記得那時辰他給我們發課本，在詞樂、詞調這些部門，他怕本科生聽起來感到難，就說：這些內在的事務實在比擬死板。這話似乎說了好幾回。實在這些內在的事務對于尚未正式進進詞學研討的人來說，簡直是有些難，可是那時我們的求知欲仍是很茂盛的，所以固然似懂非懂，但仍是聽得很當真，并且也風趣味。第二次聽通論這門課，是在我上了碩士之后，吳教員給八〇級又開了一次這門課，我又隨著聽了一遍。此次聽，我感到收獲更年夜。
通論是選修課。吳教員除了上通論外，還講解唐宋文學中的宋代部門，實在詞學也是重點。我年夜學時聽了一遍他的宋代文學課，我們班很多多少同窗此刻都還能記住吳教員授課的一些內在的事務。讀碩士后，吳教員給八〇級講文學史的這一段，他吩咐我隨著聽，又聽了一遍。再聽時當然比本科時收獲更多。
所以在讀《唐宋詞通論》這本書之前，我在講堂上曾經進修它的年夜部門內在的事務。后來在讀這本書時，也經常會回憶聽課時一些印象、一些內在的事務，感到特殊的親熱，也感到領會得比擬活潑。在今世學術著作中，只要這本書給了我如許一種經歷。在今世的古典文學著作中，《唐宋詞通論》應當是我學得最多的書教學之一。
但我跟吳教員讀碩士時，選擇了詩方面的課題。回憶本科時，我對詞愛好實在年夜于詩，讀詞讀得不比詩少，讀了一些詞籍與詞話。像《唐宋名家詞選》《近三百年名家詞選》《花間集》，都讀過，專家詞中，《東坡詞》《白石詞》讀得仍是比擬熟的。一段時光，也比擬愛好學填詞，感到填的詞比寫的詩要更湊手。這也不希奇，原來就詞能學而易工，詩易學而難工。但到碩士階段，離詞學反而遠了，對宋詩投進更多。記得只給吳教員交過一篇關于蘇詞分期的唸書陳述。
我讀碩士時，吳教員在編一部唐宋詞學材料的書，將唐宋人文集、筆記等文獻中有關詞的材料所有的彙集匯編。這應當是他在寫完《唐宋詞通論》之后的一項比擬主要的詞學研討任務。這項任務，當然是要全盤搜集唐宋詞學材料。吳教員的治學，有兩個主要特色，即專門與深刻。他以為研討一個題目，要推動到最完美的結論。得出的結論，應當到達后來的研討者繞不外往的水平。要做到這一點，天然需求另一個前提，就是充足地把握現實，充足擁有文獻材料。這就是第二個特色。先輩學者描述為“殺雞取卵”。他這項任務，就是由於后一種緣由。
我們看《唐宋詞通論》的第五章《詞論》，此中在概述宋代詞論文獻時說：“宋代的詞論詞評年夜體可分為兩類，一類已成專著，如楊繪《時賢本領曲子集》、王灼《碧雞漫志》等各類詞話及詞學專著。一類為單篇，如各家詞集的序跋，有關論詞的書札題記等，年夜都散見于為數浩繁的宋人文集與筆記中。”（1985年頭版第279頁）他以為后一部門價值不比前一部門低：“僅為單篇的，總數亦甚可不雅，此中不少出于大師、名家之筆，論詞甚多精煉深至的群情，在實際上的價值遠勝于那些記本領、廣異聞教學場地的《本領詞》之類的詞話。”“是以，亟須化（花）費時日，從宋人文集、筆記中爬梳剔抉。廣事彙集，都為一集，編定《兩宋詞論詞評匯編》一書，為研討宋代詞學供給足夠的文獻材料。”（1985年頭版第280頁）。
吳教員編這部《兩宋會議室出租詞論詞評匯編》所破費的功夫應當相當年夜的。有一個學期，他把一些書目給我，讓我往翻閱抄寫。我翻閱了幾十部書，這對我熟習宋代文獻，年夜有輔助，也是以有幸看了浙圖所躲的文瀾閣《四庫全書》中幾部宋人集子。記得那時吳教員說，你把這些材料摘出來，以后做碩士論文也可以斟酌從這此中選。可是那時我沒有才能從這些材料中找出標題。最后我仍是選了黃庭堅的詩來做碩士論文。黃庭堅也有詞，記得吳教員說過，黃庭堅的詩雅得不得了，詞又俗得不得了。當然，此刻我了解了，黃庭堅的俗，是一種游戲三昧之法，并且黃詩也是講以俗為雅。黃詩與黃詞之間，仍是有配合點，何況黃詞也有很雅的。但那時辰，都不了解如許思慮題目，所以仍是只選了黃詩做研討。那時對詩的愛好曾經跨越詞，對于哲理的愛好，也比擬年夜。
詞學研討的重心，尤其是夏承燾、吳熊和這一門所提倡重心，在于詞樂、詞調、詞律、詞籍這些更專門的學問。尤其是吳教員，他對詞體的音樂實質很器重。他對于詞樂、詞調等在詞學研討上的器重，我感到比夏承燾師長教師更進一層。是以吳教員很器重詞為專門之學的意義，他先是把這個專門之學溯到清代，又將其溯到宋代。這從《唐宋詞通論》可以看到。這不只是看他的書和上課所得，日常平凡說話也經常聽到。他屢次說過如許的話：“此刻一些研討詞的，只把詞看成一種純真詩歌文體來研討，沒有凸起詞體的特徵。”他對這類詞學研討，是有所批駁。我那時沒選擇詞這標題，細想起來，能夠跟這個也有關系。假如把詞作為一種純真的詩歌來研討，應當說選一個標題做碩士論文并不那么難。但要研討詞樂、詞調、詞律，甚至是研討詞籍，就沒有那樣不難了。
固然我后來沒有做詞學研討，但《唐宋詞通論》仍是很當真地進修過。后來我做樂府研討，重視漢樂府詩的音樂本體與文娛效能，仍是遭到吳教員的一些關于詞體研討不雅點影響的。近年由于樂府而下溯到詞的題目，《唐宋詞通論》又不時地拿起來讀，當然還有吳教員的其他詞學論文，以及夏師長教師的論著，感到似乎有點向詞學回瑜伽場地回的意思。但我了解還有很年夜的間隔，能夠也紛歧定真的回回到詞學，尤其是回回到夏、吳詞學中來。這個只能寄盼望于同人們，也包含我的一些先生。
二
《唐宋詞通論》的一個主要概念，就是下面說的這個“詞學”。“詞學”這個概念，實在與詩學概念一樣，我以為傳統上是創作與研討合一。但吳教員所說的“詞學”，重要是指學術這一種形狀，這是有緣由的。元、明以后，詞體創作浮現蕪蔓式微之態，詞體與曲體、詩體的界線趨于含混。清代的一些詞家，就力求恢復宋詞之體，一些詞家在創作之余，專研詞樂、詞律和詞籍，這幾種情形到“晚清四大師”時尤其凸起。這就構成一種“詞學”，也是古代專門詞學的出發點。吳教員所講“詞學”，如《通論·詞學》一章，就是這個意義。這種詞學，吳教員以為宋代是發端，也就是王灼《碧雞漫志》、張炎《詞源》等為代表宋代詞學。下面我說他編唐宋詞學材料匯集，也就是想要周全地把握這個詞學發端期的情形。晚清來自經學思緒的凌廷堪的《燕樂考源》，這方面又可追溯到宋代沈括、蔡元定、姜夔等人。但詞學的真正鼓起，仍是下面說晚清幾年夜詞家在填詞之外對詞的學術研討。夏、吳的“詞學”，就是在這個標的目的上成長，可以說具有集年夜成的意義。
《唐宋詞通論》器重詞學的自力性，第七章《詞學》就說明上述“詞學”之義，他先舉“龍榆生之說”：
推尋各曲調臉色之緩急悲歡，與詞體之淵源流變，甚至各作者利病得掉之所由，謂之詞學。
他說龍氏關于詞學的這個界說，尚不敷完全，但至多已將詞學與詩學差別。他以為詞學與普通的詩學之差別，在于觸及音樂的範疇。簡直如許，詩學當然也會觸及音樂題目，但詞學這方面的題目更復雜，或許說詞與音樂關系，更是其回避不了的題目。這實在曾經提醒《唐宋詞通論》的主旨。全部通論，就是從上述詞學的內在動身來研討唐宋詞的。但最后仍專列《詞學》一章以明其義，并溯詞學之源流：
詞學起始于宋，而年夜體完整于清。清代詞學雖盛，倒是以宋代詞學為基本的。宋代詞學，觸及面已頗廣。後面六章，分論詞源、詞體、詞調、詞派、詞論、詞籍各項，重要即以宋人著作為依據。這里僅以詞樂及詞調考據這兩個題目再作些彌補。
可見一部通論，實在就是唐宋詞學通論，可是安身點在于以清代和古代已明的詞學之義，來論述唐宋詞體、詞史的各方面。此刻書中的這一章《詞學》，則是專就宋代以來有關詞樂、詞調考據兩部門，并非詞學之全部，而是詞學之中間，或許說詞為專門之學的重點。這是本章與全書的關系。實在不只詞樂、詞調的研討，溯于宋代，其他各章也溯至唐宋的。如《詞論》章，就是論述唐宋詞論的汗青。誇大詞論與詩論的牽涉與分歧。這也是唐宋詞學的主要方面。別的，詞體由於晚期位置低，宋人不太器重詞集與詞籍，到近代如“晚清四大師”，特重詞籍。故吳師長教師的詞學研討，列詞籍為主要的一個方面，《唐宋詞通論》最后附錄的《強村叢書與詞籍校勘》，就包括著這個意思。
《唐宋詞通論》一書凸起詞學，還有一個主要概念，就是“詞史”，吳教員也常講這個概念。詞史來自詩史。詩史又有兩個意義：一是杜陵詩史之詩史，即詩能見史；一是詩歌之史。詞史也是這兩方面的意義：一是詞能見史。詞原為艷科，義回文娛，不以反應實際、指責時勢為重。但詞現實上也是反應汗青的，尤其是傳統所說豪邁一派鼓起，詞除抒懷外，也言志。所以詞亦有史。另一方面，宋人不以詞體為重，北宋尤其是如許。所以詞籍、詞史都不受器重。說詞亦有史，就是要像器重詩史那樣器重詞史。這也是夏、吳詞學的特色。夏、吳詞學的終極目的，都是要著真正意義上完整、迷信的詞史。通論最后說，詞史的著作，是詞學的中間目的。
上述詞樂、詞調、詞論、詞史甚至于詞籍，都是詞學的重點。《唐宋詞通論》就是表現如許的唐宋詞研討的不雅念。
三
《唐宋詞通論》實在是對二十世紀詞學的一種繼續與總結，實在也是一種反思。二十世紀詞學有多派，此中最風行的，生怕仍是與新文學相干的胡適、鄭振鐸、胡云翼等新詞學，著重的大眾文學、抒懷藝術的思緒，當然也有很年夜進獻。但進進五十年月之后，“詞別是一家”的現實被相當水平疏忽，詞被看成普通抒懷詩體來研討的情形很廣泛。再加上五六十年月的器重國民性、實際主義等研討方式。晚清諸家首創的詞學研討，殆至式微。吳師長教師這一代人，當然是器重馬克思主義的，但詳細在學術研討上，他是走腳踏實地的門路的。假如從吳教員與夏師長教師一起配合的《讀詞知識》開端說起，則吳教員所切身面臨的，恰是上述這個詞學式微的局勢。他在夏師長教師的基本上，開端走成長詞學的征程，到一九八五年《唐宋詞通論》的出書，從這里我們可以窺伺到吳氏詞學在二十世紀詞學史的位置。
《唐宋詞通論》及其系統，就是繼續晚清以來的詞學系統，并上溯唐宋詞學。但在詞學系統方面，《唐宋詞通論》有很年夜的成長，更有很多吳師長教師的奇特旨趣。在每個詳細的方面，如詞樂、詞體、詞調、詞派等方面，吳教員都有本身的奇特見解。好比說對于詩詞的關系，《唐宋詞通論》說“詞與詩，蓋同其性格而異其體調”（1985年版第34頁）。這是一個宏通而深至的結論，也反應了吳教員的一種詩歌美學不雅念。同其性格者，是指詩與詞都是抒懷，甚至都可以言志，其比興、風骨、境界諸端，詩詞也都是相通的。異其體調，則是其載體之分歧，所以藝術受騙然也會有分歧質地。
夏師長教師與吳師長教師，最年夜的愿看都是著作《詞史》。在明天某些學者看來，似乎寫一本《詞史》是不難之事，也有各類詞史呈現，但不是夏、吳所懂得的詞史。二十世紀九十年月，我與吳師長教師經由過程一次德律風。吳師長教師說上海古籍出書社要出系列的史，如散文史、詩史，委托吳教員寫詞史。吳教員問我愿不愿意和他一路寫。我那時依然沉醉在魏晉詩歌的一些課題上，尤其那時對詞學還沒有什么設法，所以沒敢承諾。此刻想來，仍是非常遺憾！既對不起吳教員，同時本身也掉往一個進修詞學的機遇。可是，《唐宋詞通論》是詞學的津逮，所以，我進修夏、吳詞學的機遇仍是有的。
夏、吳詞學是二十世紀詞學的岑嶺，體年夜思精。其精力與方式，是浙東學派與乾嘉學術的聯合，可是以浙東學術方式為主導。所以，他們研討詞學題目，器重本體與實質。固然吳師對唐宋詞學史料熟習到相當高水平，可以說網羅殆遍，對于詞籍及校勘特殊器重，這些顯然是同于浙西之考證與博雅。可是吳師長教師本身說他是更推重浙東史學的視野與方式。而對乾嘉之學，吳教員感到他們有時墮入瑣碎。有一次在講堂，他曾引玄覺巨匠“直截本源佛所印，摘葉尋枝吾不克不及”來表達他的學術旨趣。《唐宋詞通論》一書，系統完全，構造周密，有閎中肆外的感到。可是他基礎的精力，在于“通”，在于“論”，表現了吳教員在繼續夏師長教師的基本上，構成了另一種詞學研討的思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