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花城》編纂與作家合影

一

二十世紀八十年月，是一個佈滿想象和等待的年月。在經過的事況了漫長的高強度政治活動之后，平易近間積聚著激烈的轉變沖動。每小我都感到到，新舞臺曾經搭起，鼓點愈敲愈急，燈光由暗轉明，帷幕一點點拉開，一出氣概磅礴的汗青年夜戲，行將開演。

以一九七七年第十一期《國民文學》頒發劉心武小說《班主任》，以及一九七八年《文報告請示》頒發盧新華小說《傷痕》為標志，文學界涌現一股“傷痕文學”海潮，包含張潔《愛，是不克不及忘卻的》、從維熙《年夜墻下的紅玉蘭》、茹志鵑《剪輯錯了的故事》、廣東作家陳國凱《我應當怎么辦》、孔捷生《在小河何處》等，頒發一篇，顫動一篇，南北照應，眾聲鼓噪。

一九七八年秋天，廣東國民出書社謀劃了一部書稿，書名叫《醒來吧，弟弟》，預備精選一批“傷痕文學”題材的短篇小說，匯編成集。蘇晨、岑桑、易征、王曼、梵揚、譚子藝、林振名等編纂，在高鶴縣沙坪鎮（今屬鶴山市）住了一個禮拜編稿。小說集第一篇就是劉心武的《班主任》，還有他的《醒來吧，弟弟》《戀愛的地位》、盧新華的《傷痕》、陸文夫的《獻身》、王蒙的《最可貴的》和孔捷生的《姻緣》等。這本書在十仲春正式出書，一開機就印了二十萬冊。

《醒來吧，弟弟》，劉心武等，廣東國民出書社，1978年12月

蘇晨是遼寧本溪人，當過束縛軍某部政治部干事和報紙副總編纂，時任廣東國民出書社副社長兼副總編纂；岑桑是廣西北海人，時任出書社文藝編纂室主任；王曼是廣東海豐人，東江縱隊出生，在共享空間華東野戰軍兩廣縱隊當過新華社兩廣支社隨軍記者；林振名是廣東潮州人，曾在廣東哲學社會迷信學會結合會任務，“文革”后期廣東國民出書社恢復運作時調進文藝室；易征是湖南“三湘佳人”易君左的哲嗣，漢壽易家，三代年夜佳人，易征是第四代，但那時的任務，倒是編一套“廣東平易近兵反動斗爭故事”連環畫，心坎的苦悶，可想而知。

林振名、蘇晨、易征（左起）20世紀80年月合照

他們都是年齡壯盛的中年人，因“文革”虛耗了十年時間，都有干一番工作的欲看。北京出書社的《十月》創刊，對他們是一個安慰。那時廣東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是《作品》和《廣州文藝》，前者是省作協的，后者是市文聯的，出書社沒份，不免難免讓人掉落，在編《醒來吧，弟弟》一書時，這種情感在編纂傍邊更激烈了。書里的作品，都是此外報刊頒發過的作品，出書社有作者資本，有編纂資本，為什么不克不及辦一本本身的文學期刊？

在一次漫步聊地利，易征對林振名埋怨，此刻的日子太煩悶了，好想在編纂任務上有所衝破。他說，出書社應當辦一本年夜型的、年夜氣的文學期刊。這個設法與林振名不約而合，他們當即往找岑桑磋商。岑桑聽了也非常贊成，三小我一路往找蘇晨磋商。

蘇晨把一切人召集起來會商。大師一聽，眾口一詞表現同意，但也有一點煩惱：請求辦刊，必需上報存案，審批法式復雜而遲緩，還要請求編制，更是艱苦重重。在這個漫長經過歷程中，不免會掉枝落節，哪怕一些雞毛蒜皮的題目，也能夠令雜志卡殼，給出書局引導惹費事。北京的《十月》是以“十月文藝叢刊”名義出書的，名義上是書，實在是刊。這個措施給了他們啟示。

最后約定，在編纂室權限之內，從可以做到的范圍起步，效法《十月》，以叢書情勢出書，先是每三個月出一冊。假如讀者接待、前提允許，再慢慢過渡到雙月期刊。岑桑指定易征、林振名做義務編纂，開端著手準備。

編纂們從沙坪回到了在年夜沙頭四馬路十號的出書社后，要辦文學期刊的事，在文藝室傳開了。大師都非常熱情，紛紜出主張、薦稿件。為了迎接孩子的出世，要給孩子起個好名字。岑桑提議用“怒放”做刊名，但大師感到“怒”字似乎用力太猛，秦牧有一本書叫《花城》，早已眾所周知，甚至成了廣州的代稱，易征提議不如叫“花城文藝叢刊”。大師對此沒有爭議，也不消再想此外了，就是它了。由於用了秦牧的作品做題目，易征和林振名特地造訪秦牧，征求他的看法，秦牧慨然允肯，岑桑為此還打德律風向他稱謝。

岑桑字跡

那是人人都在做“文學夢”的年月，編纂部天天都收到來稿，聚積成山，但叢刊第一冊仍是以名家作品為主，第一篇是桑逢康（筆名華夏）的中篇小說《被囚的普羅米修斯》，接著是歐陽山、吳有恒兩位廣東老作家的長篇小說選載，還有若干短篇小說、散文、片子文學和詩歌作品，并專門開辟了《噴鼻港通信》《海內風信》和《本國文學》欄目。全部經過歷程，環環緊扣。第一冊的稿件，聚會場地很快便整整潔齊送到岑桑、蘇晨的案頭，他們也很快便簽名發稿，文藝室的陳俊年、曾定夷參加相助，把稿子都搬到易征家里排版。

那時大師都有一種求新、求變的愿看，感到刊物不但文章要好，情勢也要新，要有別以往的文藝刊物，如許才幹吸引讀者。為此，蘇晨、岑桑把文藝編纂室內各個編纂組頭頭、社內的美術編纂和社外的著名藝術家請來閉會會商。大師告竣一個共鳴：把美術作為雜志的主要構成部門。封面必定要“靚”；目次要出彩、慷慨，有吸引力；插圖要花鼎力氣運營，不克不及視之為裝點與裝潢，好的插圖可以上整版、多頁，構成激烈的視覺沖擊，這在全國刊物中是開風尚之先的。封二、封三、封四留給名畫家；叢刊封面落款，每集請分歧名家題寫。經由過程這項立異，盼望讀者愛好，又能把“大師”“名家”團圓在花城四周。

創刊號封面由畫家王維寶design，那時他是兒童刊物《紅小兵》的美編，由於獲得華君武的觀賞和追蹤關心，并餐與加入了中國美術家代表團拜訪japan(日本)，在南方名聲年夜噪，他的畫在北京榮寶齋賣得很好，但在廣東了解的人卻不太多，可見廣東國民出書社真是臥虎躲龍之地。

王維寶提議，用徐匡木描繪作《草原詩篇》的部分，作為《花城》創刊號封面。這是《花城》打破成規舊習的一個例子，封面只采用畫的部分，甚至第五冊在選用關山月作品《梅》做封面時，也是裁出部分，而不是用整幅畫。

《花城》創刊號封面

創刊號的“花城”二字，是王維寶請字畫家許固令題寫的。許固令在文明局任務，給話劇團畫舞臺布景，他的戲曲臉譜畫，比書法更知名。那時《花城》有一個打算，未來把分歧名家題寫的刊名、插圖匯集起來，分辨出書字畫集，也不掉為藝術界的一樁美事。是以第二冊是請容庚題寫，第三冊是茅盾。惋惜從第三冊開端，這個做法沒有保持，改為從字帖中選字，固定了上去。

編纂部還約請了林墉、伍啟中、陳衍寧、方楚雄等一批畫家畫插圖。后來出書了一本《林墉插圖選》。創刊號目次采用套色、豎排，讓人面前一亮，這是易征從噴鼻港學來的，邊疆個人空間還沒有。《花城》的每個細節，都佈滿了立異。

當排版告一段落時，一九七九年的早春曾經來了。此日放工以后，廣東省消息出書工作治理局局長黃文俞離開文藝室，讓林振名幫他理個發。林振名在干校時就幫人剃頭，手藝不錯，回到出書社后，也常幫人剃頭，辦公室里持久放著一套推剪。黃文俞是廣東番禺人，以“思惟束縛”著稱，在出書界名譽很高。

此次黃文俞讓林振名剃頭，是想清楚“花城叢刊”的工作。林振名一邊替他剃頭，一邊把沙坪會商辦《花城》的原由、經過歷程，大師的掛念、思慮、共鳴和最后決議，盡情宣露。林振名說明，我們如許做沒有違規，不頓時請求辦刊，是怕給引導惹費事，萬一叢註銷事，義務可以本身扛。他彌補說：“我們確信可以辦妥叢刊，不會違規，也不會失事。”

黃文俞聽了，什么也沒說，理完發后，拍打著身上的削髮，吩咐林振名，等清樣出來以后，送一份給他了解一下狀況。林振名連聲承諾。黃文俞起身告辭，臨出門時，回頭輕輕一笑說：“想繞過我是繞不外的。”第二天一下班，林振名便把這事告知了蘇晨、易征，讓出書科多打一份清樣，送到出書局給黃文俞核閱。林振名后來說：“自此之后，我們留心到他不時追蹤關心‘花城叢刊’，在《花城》碰到一些風雨時，他老是擋風遮雨，我們心存感謝！”

就如許，一九七九年四月，“花城文藝叢刊”第一冊面世了。

二

《花城》一炮而紅，第一冊首印五萬冊，剛上架就被讀者搶購一空，出書社頓時加印五萬冊，又被搶購光了；再加印五萬冊，又被搶購光了。一個月擺佈，前后印了三次，在出書社是破天荒的。易征和林振名頓時著手編第二冊。這時，一位出書社老編纂參加了，他叫李士非。

李士非是江蘇豐縣人，一九四九年結業于華夏年夜學，在新華書店中南總分店及華南總分店、華南國民出書社任務過。“文革”時代他遭到沖擊，一九七七年還沒有正式恢停工作，所以沒有介入《花城》的創刊，但他曾經給《花城》看稿件了。直到一九七九年一月，他才恢復聲譽和職務。

李士非本來分擔長篇小說，他與易征、林振名成立一個三人小組，他當組長，專責《花城》叢刊的編纂。不外，因終年被哮喘病所苦，解除隔離后，他不得不先到空軍病院住院保養，從第三冊才正式介入《花城》任務。

《花城》第三冊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出書，封面赫然是一尊赤身少女策騎彎弓的雕像，卓犖英姿，透著一股“年夜風起兮云飛揚”的豪情。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廣東省美術作品展中，這尊以《猛士》定名的雕像，正式表態，一舉拿下了優良獎，在美術界惹得眾口紛紜。除了《花城》，昔時第十一期的《作品》雜志，也以它為封面。在創作者唐年夜禧心目中，這位少女抽像，就是在“文革”中慘逝世的遼寧義士張志新，后來他為此寫過一篇文章《關于雕塑猛士的創作》，說明他的創作靈感和源泉。

《花城》第三封爵面

雕像呈現在《作品》封面時，直接采用原題《猛士：獻給為真諦而斗爭的人》，而在《花城》登載時，有人感到“猛士”太男性化了，不如改個題目。大師沉吟未定，陳俊年心血來潮說：“不如就叫《放》吧。”這里包含了幾層意思，配角彎弓射箭的舉措是“放”，以赤身表現沖破約束是“放”，束縛思惟、改造開放也是“放”。最后就命名為《放》。

唐年夜禧《猛共享會議室士——獻給為真諦而斗爭的人》，雕塑，1979年

雕塑公然后，惹起軒然年夜波。有人批駁它丑化了義士抽像，有人痛斥它“下賤污穢”“離開國情”，《羊城晚報》登載了一篇文章，危言聳聽地宣稱，雕塑“分歧國情，有傷年夜雅，會惹起治安凌亂，甚至會影響全部社會的品德風氣”。固然《猛士》取得了省美術獎，本應有往北京餐與加入第五屆全國美術展覽的標準，但作品送到了機場，卻被攔了上去，說它不克不及上京參展。

爭辯在持續發酵，支撐這尊雕像的聲響也不少。年夜學講堂上，《猛士》成了熱鬧會商的話題，良多讀者沖著它往買那期的《花城》和《作品》；有的年夜先生把雜志封面裁上去，貼在宿舍床頭。針對否決者的看法，一位市平易近在《羊城晚報》撰文辯駁：敦煌、龍門、天龍山等石窟中，也有大批簡直全裸的飛天或菩薩在吹打、舞蹈，“照樣給我們一種安康活躍精美活潑的藝術享用，并沒有對全部社會的品德風氣發生壞的影響”。這類話題可以公然爭辯，讓人覺得冷冬真的曩昔了，春無邪的來了。

噴鼻港文學是《花城》雜志的重點內在的事務之一，每期都有噴鼻港小說。雜志創刊不久，噴鼻港作家歡然、梅子、潘耀明、海辛、杜漸、陳浩泉、原甸等人，就在噴鼻港作家結合會會長曾敏之率領下，應出書社之邀，聲勢赫赫離開廣州，在白云山上，與蘇晨、岑桑、易征、林振名等人開了一次座談會。

蘇晨把《花城》雜志以及行將成立的花城出書社，推介一番。噴鼻港作家高興莫名，他們的作品，一貫苦于噴鼻港的場地過于逼隘，假如能進進邊疆，那真是放言高論。所以會后紛紜與《花城》聯絡接觸，登門訪問者川流不息。那段時光，用林振名的話來說，招待噴鼻港作家，忙得“四肢舉動都軟了”。此次白云山座談會，也催生了噴鼻港文學研討會和華人文學研討會的出生，廣州開端掀起噴鼻港文學和海內文學研討的高潮。

《花城》第三冊持續“年夜放特放”，僅《噴鼻港文學作品選載》就登了五篇作品，并配上“本刊記者”文章《珠海噴鼻江寄密意》；在“噴鼻港通信”欄目中，頒發了曾敏之寫的《新加坡漢語文學剪影》；在“本國文學”欄目中，發布老翻譯家馮亦代翻譯的美國玄色風趣作家小庫特·馮尼格的小說《貼鄰》。看得出來，廣東確切在尋求“百花齊放”，在“放”的膽識與水平上，領跑全國。

《花城》第三冊部門目次

三

廣東國民出書社繼《花城》之后，第二本雜志《漫筆》叢刊也出生了。實在在沙坪會商開辦《花城》時，蘇晨就提出，很多老一輩文明人，“文小樹屋革”后雖不再寫年夜部頭，但他們的短文佈滿了飽經風霜后的感悟，閃爍著聰明光線，亦足以振聾發聵，應有場地收納。《花城》是民眾雜志，何妨再辦一本“小眾”雜志。《花城》是清爽的、銳進的、前衛的，而《漫筆》則是老成的、沉穩的、反思的，正如蘇晨所說：“咬住傳統不放。”

蘇晨為這本雜志起名《漫筆》，他說：“漫筆、筆記文學是散文的大批。‘漫筆’這兩個字是我決議的。叫《漫筆》是由於這個范圍年夜，叫‘筆記’就窄了。”不外他為《漫筆》撰寫的開篇詞，仍把它稱為筆記文學叢刊。“專收用文學說話寫的筆記、札記、漫筆之類，高低三千年，縱橫八萬里，古今中外，八門五花，力圖能給讀者帶來一些安康的常識，無益的啟示，悵然的鼓舞。”

《漫筆》首集開篇語

《漫筆》放在文藝室的詩歌散文組，由鄺雪林單獨擔任編纂任務。鄺雪林筆名司馬玉常，曾任廣州市文明局創作組創作員、群眾藝術館館員，學問豐盛，文質彬彬。他對求新、求變，也是滿腔熱忱的。一個風趣的細節是，他對市場上的新玩意，特殊有愛好，從高新科技產物，到日常生涯小物件，什么都想試一試，二十世紀八十年月的新玩意又特殊多。商舖剛有那種鍋耳隔熱夾賣，他感到是個好工具，便買一堆回出書社分給大師。他家的電視機，換得最勤，從最早的九英寸口角電視，到后來的超年夜屏幕彩電，簡直每種尺寸他都用過。《漫筆》頭三冊簡直是他一人擔任。蘇晨作為社引導，應用普遍的人脈，聯絡接觸了不少名家名作，并且親身執筆寫稿。可以說，《漫筆》的創刊，是由蘇晨、鄺雪林“一個半人”支持起來的。

1980年，商承祚、容庚、沈從文、蘇晨（左起）聚于蘇晨家

和《花城》創刊時一樣，《漫筆》也預備每期請分歧的名家題寫刊名，第一期由於時光匆促，是從魯迅筆跡中遴選出來的，但只用了一期，感到後果欠安；第二期就改為黑體字了。從第九期開端，還陸續請過茅盾、艾青、黃藥眠、臧克家等人題寫刊名。但每期換人難度其實太年夜，最后改為固定用茅盾的題字了。

《漫筆》創刊號封面

一九七九年六月，《漫筆》第一冊出書了，固然號稱“小眾”，首印也有四萬八千冊，在昔時不算驚人，但明天看來，這個“眾”不小了。由于年夜受接待，《漫筆》與《花城》異樣一冊難求，以致分發到各編纂部的樣刊幾回再三喪失，易征忍辱負重，在樣刊上怒寫了幾行字：“漫筆雅俗共賞，隨意翻翻可以，隨便拿往不可，順手放回原處！”但連續四個“隨”字，也擋不住“竊書不算偷”的“雅賊”，最后連這本寫了正告字樣的樣刊也不見了。

一九七九年玄月，翻譯家黃偉經調到出書社。他本來是《羊城晚報》的采訪部副主任，“文革”時下放到干校，后被調到廣州航道局，再重返編纂行業，從第四期開端參加《漫筆》，后來又有李聯海、郭麗鴻等人參加，年夜年夜加強了刊物的編纂氣力，《漫筆》的名字，在全國文明界愈叫愈響，坊間還呈現了“北有《唸書》，南有《漫筆》”之說。

除《花城》之外，北京的《十月》《今世》和上海的《收獲》，都是殿堂級文學刊物，被譽為“四年夜名旦”，甚至有功德者把旦角、刀馬旦、老旦、青衣的名頭分派給四年夜期刊，《花城》被封為旦角。在四年夜期刊上頒發文章，對很多年青人來說，堪比高考，一朝折桂，魚躍龍門，從“文學喜好者”變身為“作家”。

《花城》《漫筆》出書后，人們預感，文學的高潮還將滔滔而來，出書社的信念也更足了。廣東省出書局和廣東國民出書社決議，以文藝室為班底，成立一家文藝出書社，名為“花城出書社”。林振名回想：“花城叢書第一集出書之后，以為廣東應當有一個文藝出書社，構成共鳴，引導也頷首，如許逐步與國民社離開。”蘇晨擔負花城出書社準備小組組長，成員包含李士非、何樹德、易征、林振名。不久后停止精簡，易征、林振名分開了準備小組。一九八一年一月，花城出書社成立，《花城》《漫筆》劃進花城出書社，成為花城出書社的社辦刊物。此為后話。